2024年10月18日，北京，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谈。视觉中国 图
2024年10月18日至19日，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访华。拉米此次到访中国设定了两站，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必不可少，其次是上海这个经济中心，凸显了英方对巩固和发展中英经贸关系的迫切愿望和务实作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8日分别会见了拉米。中方对拉米此行非常重视，从双方会谈的情况可以发现，中英关系的发展已经奠定了新的基调。
过去十几年间中英关系发展的历史显示，中英两国经历了热络期的“黄金时代”和双边关系的冷却期，现在正处在对话调整期，未来可能进入健康发展时期。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4年间，中英关系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翻滚波动。接下来，我们从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说起。
中英关系在世界局势变革中进入“黄金时代”
2010年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时任首相卡梅伦对华持有政治偏见，但试图从经济方面强化中英关系。2010年11月，卡梅伦访华，随行者除内阁大臣外，还有大约50位英国工商界资深领袖。英国访华团阵容豪华，卡梅伦也被誉为“商人卡梅伦”。
当中英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深入时，卡梅伦却在政治领域不断试探中国的红线，以致于中英关系在2011年后经历了一年多的“冰冻期”。此后在卡梅伦政府多次表达改善对华关系意愿，并在中英双方努力下，卡梅伦于2013年底第二次访华，他开设了微博账号，学习中文，坐高铁，吃火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中英关系在热络的经贸往来中稳步前行。
2015年3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带动了法德意等西方国家加入；10月，习近平主席访英，为双边关系奠定了新的发展基调。基于现实考量，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全球全面”关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英开启了持久、开放、共赢的双边关系“黄金时代”，这无疑符合两国的长期利益。
不幸的是，中英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被英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力量打断。2016年，卡梅伦因误判英国国内形势而开展“脱欧”公投，结果不仅导致卡梅伦直接下台，更是造成了英国国内多年来的社会分裂。
自然，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也遭到极大挑战。特雷莎·梅2016年担任首相后不久，中英关系就经历了中国参与其中的欣克利角核电项目审查风波。但梅政府思虑再三，决定维持中英关系健康发展的轨道。2018年初，梅访问中国，中英双方签署了价值90多亿英镑的商业协议，“黄金时代2.0版”也应运而生。
然而，此时英国民粹主义就像脱缰的野马，它迫使梅政府倒台，把真正的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鲍里斯·约翰逊推上了首相职位。
英国民粹主义政治让中英关系背离“黄金”轨道
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脱欧的始作俑者，他曾是卡梅伦的支持者，也担任过8年的伦敦市长。然而在汹涌澎湃的民粹主义思潮面前，约翰逊急于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引导并掌控这股潮流。英国民粹主义注重以极端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过度强调国家安全问题，容易走向自我封闭。以“持久、开放、共赢”为目标的中英关系遭到英国民粹主义的挑衅，具有极大政治偏见的英国掌舵者专门给中英关系放置了转辙器，使其偏离了原有的健康轨道。
自2019年7月接替英国首相职位后，约翰逊开始彻底转变对华政策。约翰逊政府从国家安全角度审视中英关系，首先把矛头放在中国企业华为在英投资事务上。停用华为设备是约翰逊政府调整其对外政策的第一步，接下来是要重新定位中英关系的基调。
在英国民粹主义思潮下，英国政府于2021年3月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把中国视作英国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强调英国的价值观与中国不同，宣称其在与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合作中要捍卫英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体系；9月，英美澳签署“奥库斯”协议，英美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目标旨在遏制中国。约翰逊政府把中英关系引向了对抗的轨道，强调中英之间的差异性而非求同性。
事实上，从卡梅伦到约翰逊，中英关系的真实状况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英国政治精英看待中国的视角。若秉持求同存异的观念，中英就会在经贸领域推进合作；若强调价值观的不同，中英必然在政治和外交上背道而驰。这便是英国政客将中英关系从“黄金时代”扭向“挑战对抗”模式的内在逻辑。
约翰逊的继任者伊丽莎白·特拉斯虽担任首相只有49天，但她极力强调对华强硬，极力推行构建价值观联盟，号召西方世界夯实自己的小圈子。特拉斯还强调武力的作用，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亚洲版北约。
苏纳克接替特拉斯任首相后，英国政府重申中英关系的对抗基调，并于2023年发布新版《综合评估》报告。苏纳克丝毫未减弱对华强硬的态度，还认为中国构成了“划时代的挑战”。然而何谓“划时代的挑战”，中国如何进行“划时代的挑战”，英国政府的说辞只停留在自我幻想中。苏纳克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此前政府最明显的不同是，英国自我封闭太久了，想要与中国沟通交流，为此苏纳克把“保护”“结盟”“接触”视作三大对华战略支柱。
2023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访华，结束了5年多来中英高层领导人不接触的尴尬局面。然而，这种接触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至苏纳克政府下台，其内阁核心成员未再访华。
制约中英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
2024年7月，英国在其国内民众不断抗议声中迎来大选。把英国内部搞得一团糟的保守党只在下议院获得121席，是该党1832年改名成立以来的最差表现，结束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地位。工党获得411席，远超下院议席的半数，工党党魁斯塔默以广泛的民意支持率上台执政。
工党在这次大选中主打“变革”牌，迎合民众求变心理。工党政府承诺对内结束经济、社会等民生乱象，对外重新审视保守党的相关外交政策。在对华关系上，斯塔默工党政府提出对中英关系全面审查，同时表明对华竞争、合作和挑战的“3C”准则。但想要履行这一原则，英国必须首先与中国接触，了解中国。
2024年8月，习近平主席与斯塔默首相通电话，中方强调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和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现实，认为应该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看待两国关系，维护中英关系稳定互惠的基本面。英方为推动与中国接触，便在10月派出外交大臣拉米到访中国。
从拉米在北京和上海的会谈和讲话可以看出，这次交流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中方同意全面恢复两国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积极开展贸易、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卫生、教育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显然，这是中英关系接下来发展的重点。
中英有哪些对话合作机制，它们的现状如何？
21世纪以来，中英在务实合作中不断探索和深化相关对话机制。其中，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英战略对话和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等机制在务虚务实层面为中英关系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此外，中英之间还有总理年度会晤机制、友城和地方政府交流机制等。但这些机制在2019年前后相继暂停，中英关系在英国民粹主义的搅局下“自由落体”。
中英两国都有意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轨道，那么恢复这些机制是必要之举。想必，随着中英高层领导人为中英关系奠定新的基调，各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也会缓慢复苏。
然而影响中英关系良好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这点不容忽视。
首先，中英政治互信较低。中英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其价值体系必然相异。中英双方都坚持走各自的发展道路，必然秉持各自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民粹主义力量影响下中英缺乏互信的状况愈发严重。即便中英高层和民间加强沟通交流，短期内也不会轻易改变这一基调。
其次，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香港问题。常年来，英国常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对华施压，直接干涉香港事务更是司空见惯，且已机制化。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英国政府每隔半年就发布一份涉港报告，完全忽视香港主权已被中国收回的现实。长期看，英国会继续在这一机制下忽视中国关切来干涉中国内政，进而频频触犯中国的底线。
再次，斯塔默能否顶住英国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压力。斯塔默带领的工党虽然获得了多数议席，但这并未消除民粹主义的影响力，更未减弱英国内部对华强硬派的力量。就在拉米访华前，反对党领袖苏纳克还在向斯塔默施压，迫使工党政府对华强硬并表态。强调对华接触的斯塔默政府必须尊重下院议员达成的对华“共识”，短期内无法彻底抛弃这些对华偏见。
最后，中英关系的基调深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干扰。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是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标准，英美之间保持着一种世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英国必须在中美关系中加以衡量。因此，短期内中英排除第三国影响而按照自身路径发展双边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中英关系的前景展望
在欧共体初创时期，英国并未加入欧共体。但看到欧共体经济发展的潜力后，英国拼命加入其中，因为与欧共体合作符合英国的经济利益。早在卡梅伦时代，尚未脱欧的英国就已开始寻找其他的外部大市场，与中国建立“黄金”关系也是出于增进英国的经济利益，而非政治利益。可以说，英国向来以经济上的获益为其对外交往的核心原则。
来看一下当前英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2021年第4季度，英国被其前殖民地的印度超越，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将至第六大经济体。此后两年，英国的经济增速缓慢，2022年其GDP增速为4.3%，2023年只有0.1%，英国经济徘徊在技术性衰退边缘。摒弃政治偏见不谈，可以说卡梅伦时代英国的对华融入政策是防止英国经济衰退的最佳路径，但英国被自身的民粹主义影响而变道，这是导致英国今天经济困境的原因之一。
打破中英关系僵局最主要的力量依然在英方。斯塔默政府要想使英国经济良好发展，必须与中国接轨而非脱钩。外交大臣拉米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也承认，95%的业务并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这点可能为下一步加强中英经贸合作奠定基础，毕竟中英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潜力完全没有发挥出来。近年来，中英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了1128亿英镑的峰值后失去动力，这也是中英想要为双边关系再定调的重要出发点。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对外开放，英国却小心翼翼地从安全层面审视中英关系。可以说，需要作出重大改变的依然是英国。
中英关系本应有自身发展路径，不受第三国影响和主导。若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导下发展双边关系，摒弃“泛安全化”的观念，追求务实合作和经济利益，那么中英不仅能够各自保障自身的国家利益，也能对世界秩序起到稳定作用。
从过去几个月斯塔默的执政理念和实际看，英国未来对外政策的重心可能在经济上。英国发展大臣安纳丽斯·多兹10月17日在查塔姆研究所发表讲话时称，英国回来了，回到了商业事务中，回到了国际舞台上，英国将以首相斯塔默“多听少说”的行事准则与他国合作。这似乎才是那个追求经济利益、开放包容的英国本色，我们期待着这样的英国回归。
（李冠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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