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向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礼，上海爱乐乐团准备了一份厚礼，为老团长、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出版发行珍藏版黑胶唱片。
这一版唱片集合了八个不同版本的《红旗颂》，不仅有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的首演录音，更有今年全新录制的钢琴与乐队、双钢琴、钢琴独奏、少儿合唱等版本，展示这一红色经典作品的薪火相传。
吕其明曾担任上海爱乐乐团前身之一的上海电影乐团的老团长，《红旗颂》的部分创作和乐队排练就是在乐团完成的。因此，上海爱乐乐团如今所在的静安区武定西路1498号，就是《红旗颂》的诞生地，是第一声旋律响起的地方。
“试演是在这个大厅，修改在我曾经的团长办公室，音乐界老前辈审听《红旗颂》的情景记忆犹新……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我被勾起了很多的美好回忆。”10月12日，在唱片的发布现场，94岁高龄的吕其明笑说。
两个宝库，为他打开创作的闸门
自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首演后，《红旗颂》在国内外多次演出，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
这样一部经典作品，吕其明只用了七天时间完成，是偶然还是必然？“看起来很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吕其明笑说，这得益于他有两个宝库：思想感情的宝库、民族音乐文化的宝库。
早在15岁，吕其明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过来，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过生死的考验，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要全心全意、一生为人民服务。另外，吕其明始终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且从未中断学习，不断从各地的民歌、戏曲中吸收养分。
“我把两个宝库的闸门打开，水喷薄而出，水到渠成，所以在七天内把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写出来。”吕其明说。
吕其明认为，作曲通常有两种手段：从有到有、从无到有。《东方红》《浏阳河》《沂蒙山小调》等经典作品都是“从有到有”的典型，在民歌基础上加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好作品。
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样，《红旗颂》属于“从无到有”，“主题听起来是中国的，但不是哪一个具体地区的，不是山东、东北、陕北的……我从学习过的大量中国民歌里吸收营养，主题里有各地的民歌元素。”吕其明说，两个宝库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因此，它能受到人们的欢迎，受到历史的检验。
步履不停，横跨半个世纪的修改
《红旗颂》问世半个多世纪来，吕其明步履不停，始终在不断修改。
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当时，吕其明受命为第六届“上海之春”创作一部歌颂新中国的管弦乐作品。他想起1949年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天安门广场沸腾的场景，“那种激动人心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用音乐表达出这种伟大的情感。”
时间紧迫，吕其明心里有好几个方案，但来不及考虑清楚，只好选择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就这么写了出来。作品原本有15分钟，后来改到9分钟。
“有一段，造船工人在红旗的指引下，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紧张又激烈。还有一段，人们发自内心对红旗歌唱，非常抒情。老前辈们说，《红旗颂》应该是概括的形象，不需要具体的描写。我心服口服，大刀阔斧地删掉了6分多钟。”
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首演后，《红旗颂》一炮而红。兄弟省市的乐团纷纷来抄谱演出，口碑一下就传开了。
“七天实在太仓促了，回头来看，我不够满足，总觉得还应该修改。我那时候的水平还没有到一锤定音、一字不改的程度。”然而，吕其明也有顾虑，大规模修改，大家可能不承认这是《红旗颂》了。所以，他不敢大改，也不敢多改，只能用“切香肠”的办法，一点一点地打磨，陆陆续续改了半个多世纪，“现在，修改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八个版本，经典走向更广观众群
为了让《红旗颂》能为更大范围的人群服务，吕其明前后写了12个不同版本。由上海爱乐制作发行、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出版的《红旗颂》珍藏版黑胶唱片，收录了其中8个版本，包括管弦乐序曲、双钢琴版、管乐版、少儿合唱版等。
值得一提的是，唱片中包含了1965年5月8日首演的珍贵录音，由陈传熙指挥，记录了《红旗颂》首次在“上海之春”亮相的辉煌时刻。
多个版本为不同需求的听众和演出单位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例如，上海爱乐常任指挥张亮指挥的管弦乐序曲版，气势恢宏；钢琴家陈萨和12岁琴童曹陈曦合作的双钢琴版，录制于今年5月，新鲜出炉；林友声指挥的管乐版，在铜管乐器的雄壮音色下更显气势。
艺术总监张艺指挥上海爱乐，携手钢琴家孔祥东录制的钢琴与乐队版，曾在今年的“上海之春”和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音乐会上奏响；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的少儿合唱版，由军旅诗人薛锡祥填词，纯净的童声展现了对红旗下的少年茁壮成长的美好祝愿；青年钢琴家章琼娜录制了钢琴独奏版；张国勇指挥上海爱乐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共同演绎交响合唱《红旗颂》，共唱伟大复兴的民族梦想。
唱片中还特别收录了《红旗颂》创作背景介绍，以及吕其明写于今年2月的自述。《红旗颂》的珍藏版黑胶唱片和CD首发版限量各500套，将在上海爱乐官方微信小程序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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